4月27日晚间,万科集团发布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透露,万科第一季度实现销售金额752.4亿元,销售面积545.7万平方米,双双创下五年间同期新记录。与此同时,一季报还透露了另一重要信息:至4月24日,万科为期5年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三个行权期全部结束,最终授出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约为467.7万份,仅占全部期权份数的4.3%。对于该项计划,万科公告对此评价认为:“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推出,弥补了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的缺位,建立起股东和职业经理人团队之间更紧密的利益共享和约束机制”。

    然而,在万科正在经历的股权大战面前,这句话显得有点讽刺。股东和管理层权益,这是一个困扰了万科20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。如何从过去的内部人控制,转为建立管理层合理激励机制,引入具有控制能力的股东架构,以王石、郁亮为首的万科管理层希望在此次危机中“火中取栗”。股权激励是指上市公司以公司股票为标的,对其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员工进行的长期性激励,其中最流行的便是期权激励——管理层在上市公司达到一定业绩目标的前提下,可以用之前确定的价格购买一定量的股票,使得其能通过公司股价上涨赚钱。五年前的2011年4月,万科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,万科A(24.43, 0.00, 0.00%)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99.9%的赞成率通过,当时拟向838名激励对象授予总量11000万份的股票期权,占万科总股本的1.0004%。等到期权正式登记之时,最终只有810名激励对象被授予了10843.5万份期权,仅占万科总股本的0.9862%,810名激励对象占万科彼时在册员工总数的3.88%,其中以万科董事长王石、总裁郁亮为代表的高管团队占期权总份额的33.82%。其中,在以王石、郁亮为代表的14名高管团队中,王石股票期权为660万份,郁亮为550万份,刘爱明、丁长峰、解冻、肖莉等其他12名高管的股票期权介于160万-220万份之间。根据万科2015年年报显示,目前王石持有万科A股约571万股,郁亮持有万科547.9万股,基本符合期权的实施结果。

    尽管期权计划的行权条件已被一一满足,但从当初的设计来看,已决定了现在王石、郁亮等管理层的持股数不到总股本1%的局面,这也直接导致了目前的一系列麻烦——万科管理层在面对险资举牌时,陷入话语权旁落的境地。而另一方面,此项期权激励计划对于万科员工的激励效果,尤其是对于万科高管团队的激励效果如何呢?根据万科历年行权事宜公告显示,在该计划三次行权期之间,分别有95名、75名、97名中高层员工离职,其中以王石、郁亮为代表的14名高管中,近半数已经离职。虽然高管离职跟股权激励计划不能直接互为因果,但激励计划的激励作用有限,却是A股上市房企的普遍性问题。根据统计,在2010年后超过20家上市地产公司推出的股权激励计划中,超过七成的股权激励因各种原因“流产”,或因股价低迷而沦为鸡肋。2013年开始,险资松绑,这些股权架构分散的房企迅速成为围捕的猎物,而其中尤以万科最为让人垂涎三尺。

    王石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潜在的危机。历史上,万科共实行了三次股权激励计划。1990年代初,万科开始了第一轮的股权激励计划,后续由于历史原因不了了之;2006年5月,万科实施了第二轮股权激励计划,但在2008年因为业绩不达标而被迫中止。在前两次失败的期权激励计划之间,万科正式引入华润为第一大股东,后续与华润置地的整合以失败告终,万科管理层权益过低的问题自此形成。王石也曾称自己在这一环节的失责:“不是不想做,一是运气不好,二是华润作为单一大股东比较敏感,我也没怎么去想。”从2011年开始,王石前往哈佛大学开启了游学生活,这也被外界视为王石彻底放手万科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。而在国内,房地产行业黄金十年结束,政策环境风云变幻,万科的股价也长期低迷,甚至一度低于2011年期权计划的行权价格。对此,以王石、郁亮为首的管理层并未对激励计划进行适时的调整。

    接近万科的内部人士告诉界面新闻,管理层也已经意识到项目跟投对财务报表产生了负面影响,因此从今年初开始,部分区域的跟投项目将放弃使用“杠杆”。但因为万科对受让“杠杆”份额人员进行了项目公司、城市公司、区域公司的区别,因此预计对整体的项目跟投制度影响不大。股票期权机制在险资面前,已然“螳臂当车”,跟投制度对于管理层和一线员工都有激励作用,但如果激励规模很大,对上市公司的报表又存在负面效应。

    老问题,也是新问题。过去的激励计划已经成为历史,新的故事如何书写,万科将设计一种怎样的管理层利益与股东利益平衡机制,考验的不只是胆识,还有智慧。